“在过去的两三千年里，这个古老的帝国一直实行专制统治，直到1911年底前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先生率领一群热血学生、青年士兵以及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的暴民推翻皇权统治为止。流亡美国多年的孙文先生在仓促之间借鉴美国的政治制度，为新建立的国家规划了最初的民主共和制度，包括总统制与三权分立，但不包括内阁总理。
“为避免远东发生人道主义危机，在西方各国政府积极斡旋下，孙文先生与北方处于军事优势地位的袁世凯先生达成和议，允诺让出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为了限制袁世凯先生的权力、保护革命党人取得的果实，孙文先生在卸任之前突然改总统负责制为责任内阁制。从那一刻起已经埋下祸根，府院之间的冲突成为必然，关键只在于何时爆发。
“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国会是作为制约府院权力与府院之争的工具而存在的，不过现在这种作用已经非常淡薄。此时国会更像是大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争斗的一个场所，可以避免诉诸武力的手段相对和平的争斗场所。但国会的约束手段非常有限，失败一方随时可能无视国会裁决，诉诸武力，进而引爆一场全国性战争，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时刻关注的！
“以上这些只是非常表面的描述，争斗背后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解析，比如总统制与内阁制之间的制度之争、大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权力之争、军事派别与教育团体之间的派系之争等等。如果我们想竭力透过复杂烦乱的政情，企图用清晰简明的方式来探究最深层原因的话，笔者更愿意将之归结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自由思想之间的思想之争。
“众所周知，袁世凯先生出生于中国传统官僚家庭，传统儒家思想和专制统治思想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从而使得他对权力极端迷恋，尤其是放纵的、至高无上而不受丝毫约束的皇权；而孙元起先生自幼生长在美国，民主、法制的观念伴随着科学知识一起成为他思想的组成部分。当他们在一起共事时，就像烈火与海水、生命与死亡一样，爆发出最激烈的冲突。
“当然，他们两人的思想并不是绝对的，袁世凯先生虽然被革命党人斥为保守主义者、独夫民贼，但他在清末自强运动中也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比如德国的陆军、英国的海军、美国的议会等；而在孙元起先生近代民主自由思想的背后，也有着追求权力、排斥异己、意图独裁的念头。这也是当前中国政局日趋复杂的原因之一。
“尽管现在中国局势日趋紧张，争斗随时可能从国会爆发，进而变成武装冲突蔓延到全国，但在笔者看来，却并非没有解决当前中国困境的办法，因为袁世凯先生和孙元起先生的思想里已经互相交融，存在着相互理解的基础。他们只需像剑锷互指着对方喉咙的决斗者一样，各自后退一步，然后划分好权力分属，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所有的争端自然都会迎刃而解。这也是近三百来西方政治斗争的经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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