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基金会的支持, 各种声援不要钱地撒下去，当年的证据、证人不断冒出，虽有一些假冒者和浑水摸鱼者，但其中也有一些可信度比较高的。而民情舆论方面, 更是全都倒向了受害者，网上也好现实中也好甚少出现说风凉话的人。
也是，稍微有一点良心的人，看到当年的邻居、护士、医生, 包括民警在内，出示的照片和病历，都能看出当年的庆卿和庆远航被折磨得有多惨。
这期间也有人批评当年的社区民警不作为，该社区的派出所民警倒是站出来大大方方地承认过去有工作不到位的地方, 说欢迎大家监督他们以后的工作, 表示人民警察就是为人民服务, 说如果有任何做的不好的地方，欢迎民众提出, 他们也会更好地改进工作方式。同时也宣传了一把家庭暴力也是犯罪, 所有民众都应该对犯罪零容忍的法律常识。
这位民警肯站出来说他们工作做得不到位, 反而迎来老百姓的夸口称赞，毕竟警察也是人, 而任何职业总有做得好的人，和混工资的人。
只不过警察这个职业就跟医生、老师之类的职业在某种方面性质类似, 做得好还好, 做不好那就很容易引起职业反感, 主要也是这几个职业和老百姓关系太大太近，几乎人的一生都离不开这三个职业的人，太过重视并打从心里尊敬的结果，就是看不得这三个职业中有尸位素餐的人存在。
一个月以后，以庆卿和庆远航为原告的案件开庭。
因为民众关注度极高，这场审理在经过多方协商后变成了一场公开审理。
虽然年月久远，已经过去十一年之久，但证据充分，就算庆志和庆生一家途中翻供，也容不得他们狡辩。
对方律师果然用悬赏寻证是不是收买证人这点来作为攻击点，认为悬赏寻证找到的证据都不能作为有效证据。
但原告律师不慌不忙地提出，他们悬赏寻证寻找的是知道当年庆生和庆卿一家事实关系的人和证据，并没有明确指向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而且所有证据都经过了检察院和公证处两处监督，原告并没有碰触到证据和相关证人。
更有意思的是，上庭提供证据和作证的证人竟然全都说他们自愿作证，不需要一分钱悬赏。
被告律师质问他们觉悟如此高尚，为什么当年没有帮助庆卿母子。
一位出庭作证的民警没有什么表情地说道：“当年，我接到年方七岁的庆远航报案，第一时间赶去了被告家里，在那里我发现庆卿身上只穿了一件破褂子被关在他们家的地下室里。我要求被告放出庆卿，被告跟我说庆卿脑子有问题，是暴力型精神病患者，他们为了其他人安全才不得不把庆卿关在地下室，而且他们还拿出了一份病历证明和庆卿兄长庆志的证明信。我问庆卿身上的伤势哪里来的，他们说是庆卿有自虐倾向。我询问庆卿，可庆卿无法回答我任何问题。为此，我当时只拍了照片、做了记录，并责令庆生一家把庆卿送到正规医院治疗。
庆远航说他家人欺负他母亲和他，每天都让他们吃不饱还打他们。庆生母亲就哭着闹，说孙子不听话、爱说谎。我发现庆远航身上的伤痕，就问庆远航愿不愿意去孤儿院。庆远航说不愿意，说他要保护他的母亲。我建议把庆卿送去疗养院，但庆生说他家穷，无法负担庆卿的治疗费用，后又当场联络了庆卿的兄长，其兄长也表示他妹妹有庆生一家照顾就可以，并让警察不用多管闲事，说这是他们的家事。”
已经四十多岁的民警抿了抿嘴唇：“我承认我对精神病患者有偏见，因为庆生一家和庆卿家人都说庆卿是精神病患者，我就信以为真，对其的境况也不是特别关心。而庆远航又拒绝去孤儿院，我想着孩子在自己父母身边怎么也比去孤儿院好，就也没有深究庆生一家对那对母子的暴行。后来的两年里，我有经常去他们家查看庆远航和庆卿的情况，但庆远航变得一直躲着我，也不敢再和我说话，我那时并不知道原因。两年后，我转去了其他派出所。”
民警按住自己的胸口，“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为人民服务，我工作兢兢业业，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只有庆卿和庆远航这对母子给我留下了深深悔恨。我恨自己当时过于相信庆生一家和庆志的言辞，更恨自己没能真正把民众的求救放在心上，我一直不安。转单位的第二年，我曾经回到原来的社区，想要仔细调查庆卿和庆远航的事情，却发现他们母子已经离开庆生家。庆生当时告诉我，说庆卿带着他儿子离开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我曾经和同事寻找了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十一年过去，直到我看到庆卿在电视上的视频，我才知道自己当年放过了什么样的畜生，又给那对母子增添了多少苦难。所以我来了，不管有什么样的后果，我都必须来做这场证言。”
夏语冰看着这名民警，心想这应该是一个好人。这位民警可以不来，可以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可是他却冒着有可能丢掉工作、甚至被众人辱骂、被领导批评的危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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